企业家日报记者 赵敏 袁红兵

　　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速推进的当下，企业家日报记者近期采访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委会委员易先学，分享他对商业银行改革的观点和建议。易先学畅谈“从存款暴增真相看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性”“所有贷款利率不超过3%，银行能做到吗？再谈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性”话题后，在本次访谈中重点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进一步构建良好金融生态与信用环境建言献策。

　　记者：易先学先生，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请您谈一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状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易先学：我们必须承认，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小企业通常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担保能力，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在风险不可控情况下对其融资持保守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无疑限制了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创业热情及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从而抑制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这个问题，在当下还尤为突出，需要解决。

　　记者：上期访谈中，您对所有贷款利率不超过3%提出建议。对此，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与个人肯定都非常期待。但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实现，您对此有何看法？

　　易先学：我建议所有贷款利率都不超过3%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个贷款定价是否合理：

　　一是，从过往定价考量看，在存贷比监测指标还存在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公布的一年期基准存、贷款利差水平一般都不超过3%。我理解，这是监管层对银行宏观利差收益的认可度。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们也一直在“银行靠吃存贷利差赚钱”的经营理念下认同这个“存贷利差水平”是合理的。

　　二是，从贷款来源的资金成本看，贷款资金既然是银行创造的，直接资金成本为0，3%的利差收益符合定价惯例。

　　三是，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保持了“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累计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6%，不良贷款率1.68%，同比下降0.08个百分点。银行在资本资产杠杆率放大下，3%的贷款收益水平仍具有较大资本盈利空间。

　　四是，银行的管理成本、人力成本、营销成本等关联成本，在不考核存贷比、不拉存款、不做存款、严控风险等机制下可大幅下降。

　　所以，综合地讲，在实施新的经营模式改革和风控模式的大背景下，所有贷款利率不超过3%是完全可行的。行业资本利润率肯定可以超过2022年9.33%的水平，经营好的银行资本利润率仍可达到20%以上。

　　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既然是世界性难题，那么，新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改革方案在破解这道难题上有没有突破？

　　易先学：这个话题非常有价值。仔细思考您会发现，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因为融资难所以融资贵，融资贵是相对的，核心是融资难。并且，如果按照刚才分析，改革方案如能实现，所有贷款利率都不超过3%的话，融资贵问题其实可以解决了。

　　怎么解决融资难呢？中小微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技术、抗风险能力弱、经营管理不规范、财务信息不透明等似乎都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客观原因。从我的工作经历看，从中央到地方到银行，这个问题年年讲、天天讲，各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和产品也层出不断，但这个问题始终存在。近几年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给商业银行下达强制性考核指标，力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作用肯定会有，但融资难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甚至可以说是收效甚微。这其实不用多讲，谁不信谁可去企业深入调研就知道，不能光看数据，即使在指标强压之下，面上解决了一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将来很可能又是一堆新问题。

　　在我看来，解决融资难的核心是机制问题，落脚点是商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所以，我说所有贷款利率不应超过3%也是有前提的，只是这个前提，在我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记者：您说的商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易先学：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是缺乏良好的商业信用生态，信用生态好，融资自然不难，是良性循环，信用生态差，融资自然就难，是恶性循环。可以说，商业信用体系建设是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唯一途径。依据中国国情，我认为实现良好的商业信用生态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信用生态重要参与者的信用管理意识，其次是商业信用环境管理；第三是具有丰富适用的信用工具。

　　首先，来看信用生态重要参与者的信用管理意识。一方面，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是这个商业信用生态中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国央企的信用管理意识对于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国央企可以倒闭破产，但不能不讲信用，不注重信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疑是这个信用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信用管理意识自然也最为重要。所以，从信用生态建设的角度来说，国央企、地方政府的信用是整个信用生态建设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它们必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主导作用。国央企、融资平台可以不贷款，可以欠钱，但必须带头讲信用、担责任、做表率，任何试图破坏其履行信用责任的理由、建议和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对商业信用体系建设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只有国央企和政府平台带头讲信用，并把信用释放出来，让信用流动起来，让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共享，带头推动民企、中小企业等所有参与主体重视信用、讲信用，形成互相监督的良性循环，商业信用体系就一定能建好。这就要倒逼国家有关法规建设、管理责任、项目规划、政策制定都要科学周全，一旦失误，就要勇于承担责任。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要想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信用体系，就必须做到，也能够做到，没有第二选项。

　　其次，什么是商业信用环境管理，这个不太好定义，可以通过一些事例说明。比如一直有统计说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很短，2012年《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白皮书指出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成立3年后的小微企业持续正常经营的约占三分之一。如果银行用这个理由不给中小企业贷款，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些民营企业从注册之日起，就在计划何时注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国外的很多百年老店都是“民营企业”，创始人的名字就是公司的名字和品牌，企业一出生就和创始人捆绑在一起。这都需要去研究，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手段，鼓励什么提倡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商业信用环境管理的范畴。

　　再比如，据媒体报道，2021年以来，国资委开展打击冒牌央企专项行动，已分三批公布了共计823家假央企。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成功注册的？工商注册时，都要提供国央企股东的营业执照，并要对其防伪标识进行验真，其法定代表人还要做人脸识别和业务确认，只要技术系统都没问题、流程都做到，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交资料注册，假冒央企都不可能注册成功，这里有没有不法分子以混改、远期股权收购等名义伙同工商机构内部人员内外勾结到处诈骗？会不会也有相当一部分“假冒国企”当事人因为相信有国家机构审核把关才轻信了这伙人的联合诈骗？这么多的假央企，国家损失了什么？损失多大？这同样也是商业信用环境管理问题。企业如人，从出生到死，不仅要优生优育，还要给予良好教育，都要进行主动管理。如果一出问题，就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卸给企业完事，而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承担责任，那就是信用环境管理严重缺失的表现。

　　再者，在信用工具的创新与选择上，应丰富多样，定义清晰，法律完善。这么多年来，商业银行的业务主要就集中在两个信用工具上，一个是“贷款”，即创造“信贷货币”，第二个是票据。“信贷货币”作为信用工具最为简单，纯数字，没有技术含量和信用差别，村镇银行发放的信贷货币和工商银行发放的信贷货币是完全一样的，而按照我的观点，“信贷货币”应该是银行最后选择的金融服务工具，越少越好，现实却是最最主要的。而票据，尤其是商业汇票，只能算半个信用工具，其主要职能应是支付工具，现在也有点颠倒混淆，银行对票据进行融资时到底是按“券”走“投资科目”还是按“贷”走“贷款科目”，市场和监管部门都有争议，商业银行也因此进行模糊创新，应付任务指标，司法上的解释或会议纪要也多有争议，需要尽快理清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信用工具创新运用。

　　关于信用工具的创新运用，牵涉面很广，也更专业，我们找机会再分享。

　　如果能解决好上述三个问题，则我国就可以发挥制度优势，快速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商业信用体系，让产业链、供应链上各个参与主体都能很好地分享信用、传播信用、注重信用、监督信用、敬畏信用，进行信用融资，则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一定能从根本上得以破解。

　　记者：建设现代商业信用体系会是一个漫长过程吗？当前，您认为该如何打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易先学：一方面，如果有能够立竿见影的政策当然要欢迎；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法逾越，所以，我们与其年年想政策、天天出主意，不如立即着手优化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并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不然，你就是大水漫灌，那钱还是很少流到中小企业那里去，花钱买指标用处不大，并且有些基础条件是具备的，关键还是要有认知和决心。

　　商业信用体系建设还需要从信用评级入手，以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能力，降低其融资成本。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以便金融机构获得准确的企业信用信息。其次，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信用评估的精度和效率。最后，需要加强企业信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提高自身信用水平，以增强融资的可信度和可获得性。

　   记者：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与信用环境，为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最后，请您对整个访谈做一个小结。

　　易先学：三句话吧。

　　第一，我们必须立足信贷货币的本质，认清当前经营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步伐，为经济、财政和金融的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再做贡献。

　　第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经济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围绕“降规模、调结构、降利率、防风险”进行商业银行经营模式改革，以降低债务成本在经济总量GDP中的比重非常必要。

　　第三，加快建设商业信用体系，鼓励金融和金融服务平台化发展，提高金融和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是金融债权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破解的关键是高质量建设现代商业信用体系。政府应做好商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并加大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应与时俱进开展金融服务创新，中小企业应强化信用意识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商业信用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便利更普惠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